盗窃案件。尽管方法有别，但有着内在的规律性。他们都是受利己欲动机的驱使，有个作案从不熟练到比较熟练的过程。犯罪心理也就经历了从害怕到胆大，以至有侍无恐的过程。正如有的案犯自我表白的那样：“开始拿人家的东西心里害怕，后来是不偷不拿就觉得心里痒痒，象是缺点什么似的。”他们的盗窃行为已成为癖性，也就是已形成了行为习惯。
他们的偷窃往往伴随着个人欲望的不断加强而发展。这些人往往从抽烟、喝酒、赌博、讲吃讲穿开始，没有钱就先偷家里的，吃哥们儿的。时间长了，觉得总吃人家的不合适，就跟着人家干。到了自以为有把握的时候，就开始自立炉灶。久而久之，愈演愈烈，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。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“一切为了钱”。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世界观使他们认为“偷是生财之道。只有偷，来钱容易，花钱方便。”随着需要的不断增加，就从初犯发展到惯犯，这个过程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：
第一阶段，就是初犯。他们的第一个关口就是第一次偷窃。他们受利己欲动机的驱使想偷窃，但怕被查获的心理又在头脑中起重要作用，所以在作案时，表现极度紧张，用他们的话说“象怀里揣了个兔子，心里直扑通，一旦物品到手，迅速离开现场。”而第一次的成功，给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的勇气。每一次成功，都是对他们偷窃行为的强化。他们似乎每次都下这样的决心：“我就干这一回，再也不干了。”可是一见到钱，一切决心都崩溃了，又把手伸进了别人的衣兜.前不久，查获了一个偷窃自行车的青年案犯，他小的时候未发现有不良行为。1976年地震以后，他开始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刚认识是吃人家的，时间长了，觉得这未免有点“不仗义”、“太丢份”，便打肿脸充胖子，请人家吃喝（他家庭人口多，生活并不富裕），渐渐地手头的钱越来越紧，特别是1979年结婚时，摆了26桌，仅烟酒请客就花了八、九百元，又欠账200多元。接踵而来的是爱人怀孕，生孩子，需要钱。他每月基本工资40元，积债难付，就产生了偷的念头。一次他看见一辆未锁的自行车，几次想推走，但总是提心吊胆，怕被人发现，他来回徘徊了三、五分钟，用他的话说“脑子里乱糟糖的，心里直扑通，象上中学射打着的队鼓。”但又想“同学中也有偷车的，人家都没被逮着，我怎么就一定会被发现。”“再说就干这一回，以后决不再干！”想到这，他咬咬牙，狠了狠心，用力甩掉烟头，迅速走过去，骑上就跑。回家后的几天，一直坐卧不安，心里不踏实，过了约一个月的样子，确信“没事了”才将车卖掉，得赃款115元。又过了一个月，一哥们儿托他买五合板做家具，他满口答应，当人家喜期逼近催要时，他尚未买到。他想“人家答应帮我老婆调工作，万万得罪不得。”在抓耳挠腮中，他又想到了偷。这次从仓库里一气偷了6块板，安然无恙，扬长而去。二次的成功，给了他勇气，他又偷了第三次、第四次，直至被发现。这个窃车犯的心理变化情况，基本上反映了初犯的心理特点。
第二阶段，就是因为犯罪受过公安机关的打击和处理的。他们的罪行比初犯重，又比惯犯轻，有一定的犯罪经历。这些人很突出的心理特点是作案比较慎重，总是提心吊胆，生怕被公安机关查获处理。为了逃避打击，绞尽脑汁琢磨既不会被发现，又能使犯罪行为得逞的办法。应该说，这一时期，是他们的心理活动最活跃的时期。1977年曾查获一伙由外逃劳教人员组成的团伙，他们蹬着三轮车盗窃三开门大立柜、高低柜、酒柜、樟木箱子、煤气罐等大件家具，并公开销赃。这伙犯罪分子怎敢如此嚣张？通过调查发现，他们的胆量与他们的偷窃“经验”成正比，“经验”越多，胆子越大。而这个“经验”恰是他们偷窃实践的总结。这个偷窃团伙在讲述他们的偷窃经历时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专吃‘熟户”，竟敢在大自天蹬着三轮把事主家的大立柜、高低柜拉走？因为我们经过分析判断，这个分析判断，来自对被窃事主家情况的认识。我们第一次撬门进屋，看见墙上挂着1976年的年历，地上及桌椅上都布满了灰尘，这些都说明这家的事主不经常回家。有了这个分析判断，偷起来心里踏实，走时满载而归，仍把门锁好。第二天再来看一看，确实没有人回来过，偷大立柜就有把握，因为这家人既然不经常回家，就不会有很多人来找他，就不容易被人发现。”可见，这一阶段他们的思维活动多么活跃。他们思考的核心就是研究对策，逃避打击。我们认识了他们这一阶段的特点，认真研究了他们的犯罪规律，就能战胜他们，争取侦破工作的主动。
第三阶段，即是多次受政府打击处理，屡教不改，成为惯窃的。自暴自弃，破罐破摔是他们的主导思想。他们认为没有出路，往往以偷窃为“职业”，抓不住就偷：偷了钱就吃喝挥霍，痛快一天是一天，痛快一时是一时，他们心里也明白，被抓住是必然的，但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一放出来仍进行偷窃。因此，低级情趣，唯利是图的个人私欲占据着他们的头脑。“豁出去”是他们的精神支柱。在这种心理支配下，他们作案时心毒手狠，无所惧怕，很多大案、要案是他们干的。最近，查获了一个劳改犯，只有21岁，1975年因撬锁、偷窃被少管3年，1978年初解除少管不到一个月又因窃车被教养3年。劳教期间，不服管教，仍到处流窜作案被判刑2年。1980年6月再次外逃，一个月就作案十几起，正如他自己讲的“我十几岁就和公安局打交道，我怕什么，大不了再抓起来，坐几年牢，出来我还是偷，有了钱就吃喝玩乐，到处逛逛，痛快一天是一天，痛快一时是一时。”所以作案时，他无所顾忌，敢于冒险。有一次，他翻墙跳进一个内部单位。准备撬锁时，恰被一值班员发现，他灵机一动，“我若跑，他肯定会喊抓小偷，反而麻烦，倒不如先下手为强。”
他豁地一下亮出军刺，威胁对方不准喊，并命令把抽屉打开，对方遵命，他看抽屉里没钱，又要对方的手表，对方只好摘下。他拿着表刚要转身，又见一年轻人推车进门，他又用军刺冲年轻人比划，然后又将自行车推走，气焰十分嚣张。这种案犯胆大妄为的特点，在惯犯中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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