诈骗案件是近些年来发案率越来越高的案件，逐渐为人们所关注。诈骗犯受利已欲动机的驱使，施用欺骗手段，进行犯罪活动。他们好似一条“变色龙”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身份。他们投人所“好”，乘人“危急”，制造假象，获取信任，伺机行骗。他们对此种作案方法的选择出于两种心理：
一是方法简单。正如他们自己讲的：“搞盗窃要扭锁挖墙，既吃力又担风险；骗人，只要有一张甜嘴巴就行，骗来一点用一点，骗来一口吃一口，骗不来也无碍大局，谁也处理不了。”二是十年内乱，党风、民风、社会风气不正，“关系学”盛行。不少人喜欢“拉关系”、“攀高门”、趋炎附势、阿谀奉迎、占小便宜。他们认为只要揣摸对方的这种心理，攻其弱点，极易得逞。
从诈骗方式上，归纳起来大体有10种情况：1.模仿中央领导人的批示进行诈骗；2.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；3.冒充高级干部亲属；4.冒充海外归侨；5.冒充公安保卫人员；6.冒充事主家庭成员的同事、同学和朋友；7.伪造证件，冒充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；8.代购物资，签订合同，充当经纪人，进行行骗；9.伪装关心他人，见机行骗；10.装可怜相，以博得别人同情，从中进行诈骗。
诈骗犯利用人们的以下心理进行诈骗活动：一是利用人们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无比尊敬和信任的心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查获的一个诈骗犯，他伪造中央领导的批示，到人民银行进行诈骗。他在交代这一罪行时说：“我看过香港的一些报刊，对资本主义世界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非常羡慕。总想能发一笔大财，能盖栋洋楼，买高级家具、电视、汽车，享受享受。可是上哪弄钱呢？香港报纸登载的进行诈骗的案子对我启发很大。我想，我也可以试一试。因为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对上边的指示从不怀疑，千方百计地去执行。我就是利用了人们对上级领导无比信赖的心理，伪造领导批示，乘机作案的。尽管一时得逞，还是没有逃脱人民对我的惩罚。”
二是利用人们趋炎附势、攀龙附凤、拉关系、走后门、办私事的心理。那些冒充高级干部子女、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人民警察等身份进行诈骗的多属这一种。1979年某市公安局抓获了一个自称“中越自卫反击战英雄报告团成员”的骗子。他只有19岁，却蒙骗了许多人，到处自吹自播，骗吃骗喝，随军巡逻，甚至还“应邀”出席报告会，做了一次长达两小时的所谓“中越边境自卫反击英雄模范事迹”的报告。骗子固然可恶，但趋炎附势、攀龙附风、阿谀奉迎的受骗者也实为可悲。他的骗术没有什么高明，就是那么一张皮、一张嘴。所谓皮，即是他从同伙手里弄来的领章、帽微、军装；那张嘴信口开河、胡咨乱吹，你要什么，就迎合什么，喜欢什么，就说什么。正如他自己坦白的：“浓厚的封建等级观念、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蒙住了他们的双眼，他们只要一听说对方是什么‘有身份的人’，便产生了一种‘条件反射’，马上趋之若骛，送金钱，送手表，‘一见钟情’，
‘倾心相爱’。这正是我进攻的缺口，一攻一个准。”三是利用人们购买急需物资心切的心理。目前，由于某些物资供应不足，诈骗犯乘机充当经纪人、采购员，以代买或签订合同等方式，向急需物资的人们骗取钱物。1973年4月黑龙江省某生产队派一社员到长春买马，住旅店时同屋的三个青年人主动与他攀谈。他谈到队里急需拖拉机，苦无门路，才先到这里买马.三青年中一人声称他有路子，但必须在该队落两个户口作交换条件。分手时双方互留住址，约好以后联系。5月，这青年突然来到这个生产队，自称是济南市动力机械厂的采购员，外出采购途经此地，想起买拖拉机的事，来看看是否解决了。并表示该厂最近买进两台拖拉机，但为了解决运输问题，已买到两辆卡车，现在想把拖拉机出卖。大队干部买拖拉机心切，信以为真，不仅待如上宾，还积极筹集货款。除从社员公积金提出8，000元外，还挨家挨户借款2，000元，托这个青年帮助购买。直至大队派出的采购员在北京站等候换取转账支票时，骗子迟迟不来，才知受骗，到公安机关报案。将案犯查获后，他们交代，先后用此种手段作案5起，骗得人民币2万元。
四是利用某些人爱占小便宜的心理。这是诈骗犯乘虚而入的基本途径。不少人因为这个弱点，占小便宜吃大亏。有个公安干部到外地出差，在火车上有两个年轻人热情上前与他攀谈。他见其中一人穿制服，便认为是同行，彼此打得火热，吃饭时白吃了人家两包点心。当对方提出要借他的枪套玩玩时，他觉得既然吃了人家的东西，不好拒绝，就慷慨地将枪套借给了他们，并留下地址及电话号码。几日后两人主动登门拜访，酒席上大肆吹嘘其父亲是中将司令员，外祖父是铁路公安处长。这一切把他真唬住了，加之赠物价码的提高，友情更加“深厚”，不仅奉送手枪子弹，还违反纪律，将手铸给他们借走。直到二犯持枪套、手铸进行作案时，这个公安干部才如梦初醒，大吃一惊，垂头自叹。
五是利用人们“发扬雷锋精神”的心理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专吃活雷锋”。他们利用我们社会主义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，彼此关心，互相信赖，阶级情谊来进行诈骗活动。
1979年查获一个诈骗人民币几千元的骗子。他活动在重庆与北京之间的京渝铁路沿线的大小车站。诈骗手段极为简单，他活动时常带一个4、5岁的男孩，自称是解放军，出差、探亲途中钱包被窃，要求事主借钱给他，返回部队后立即将钱寄还。许多同志同情他的遭遇，慷慨资助。而他钱一到手，便溜之大吉，不见踪迹。他编造的这个部队先后收到要求还钱的信件二百余封。将他查获归案后，在预审室里有这样一段对话：
问：这几年你依靠什么生活？
答：就靠在车站骗钱。
问：养活几口人？
答：五口人。
问：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种犯罪？
答：从小随父到处乞讨，骗吃骗喝。年岁一天天大了，总要活下去。自己既无技术又没能力，又不愿干体力活，只有去骗。问：行骗时你是怎么想的？
答：多数人同情弱者，特别是带个小孩，极易得退。当然也有碰回来的时候，不过这一点对于我没啥要紧，愿意给就算赚了，不给也缺不了什么。
问：难道你没想到人家受害者的心情？
答：谁想我呢？说良心话，心目中只有我，从来不想别人。
问：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手段？
答：因为在我们国家里，提倡雷锋精神。我钻这个空子，既保险又灵验，如果空与得相比，空时少，得时多，干得过。
六是利用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状态和制度上的漏洞，人们丧失警惕，置财经纪律于不顾的心理。这类骗案多发生在企业事业单位。1980年某市查获了一个盗窃诈骗犯。他撬锁偷窃空白支票17张。在十几家商店诈骗了1，500元的物资竟畅通无阻。请看诈骗一瞥：一天，他来到某商店，东瞅西望后，凑到柜台前，怯生生地说：“我是××厂的采购员，为修理沙发，要买15米人造革。”营业员听了连忙劝说：“不是单位要吗？干脆买一捆吧，才30米。”他顺水推舟，而后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空白支票，递给了收款员。收款员一看，诧异地说：“你怎么把存根也给我了？”他惊慌失措，无言以答。就在他不知怎样回答的时候，收款员已在支票上写好了151.80元，撕下支票存根连同付款单一起推了出来。他捏了一把汗，扛起人造革匆匆而去。这一事实，就象面镜子，照出我们的营业员，丧失警惕的麻木状态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的麻痹不正是给诈骗犯的支持吗？
七是利用老年人对青少年非常喜爱、信赖的心理。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少年，天真、纯朴，一些长辈对成长起来的新一代，格外喜欢、疼爱，他们说的话，老人非常相信，想不到这么小的孩子会骗人。而有的青少年，恰恰利用了这种心理，招摇撞骗，诈取钱财。这种小骗子，在青少年中，有一定的数量。有个女骗子，只有16岁，看去蛮憨厚的。有一天，她走进一个住家，在门口碰到一个老太太，就问：“奶奶！您有女儿吧？”老太太说：“是呀，是有个女儿。”“您女儿在街上买东西，正排队，要30元钱，让我帮她取。”老太太望着她老实的样子，问道：“孩子，你是谁呀？”她顺口答，是同班同学。老太太信以为真，给了30元钱。就这样，在短短的两个月里，骗了七家，骗取人民币一百余元和几件衣服。
由此可见，一切骗子都是无孔不入，他们绞尽脑汁，揣摸人们的心理，攻其弱点，以巧取胜，这是诈骗犯的基本特征。
此外，走私案件在近两年来上升幅度较大。其原因，一则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高档商品需求量增加，而我国的生产水平还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，供需存在着矛盾，给犯罪者以可乘之机；二则我国对外政策的改变，沿海城镇外货增多，必然波及到内地。犯罪者受利己欲动机的驱使，为牟取暴利，迎合人们不仅想买到，还想售价便宜的心理，利用地区差价，长途贩运，倒买倒卖，从中渔利。他们的共同心理特点是，利欲蒸心，无所止境，贪得无厌，为了弄到钱，煞费苦心，不择手段。他们往往以试试看开始，越干胃口越大，一直到不能自拔。1980年查获的一个团伙，为首的是个年轻人，在部队文工团工作。一次他到广州出差，在黑市上买了一台录音机，回来转手卖出就赚了300多元，他觉得：路子好，来钱快，尝到了甜头。而后他经常往返北京与广州之间，伪造发货票进行倒卖活动，有时一台录音机就获利2，000元，贪婪之极。还有个走私犯，开始去汕头渔民家里只买十几块进口表，那次获利1，000余元，回京后他越琢磨越觉得这是条“肥路”“油水大”，心想，不敢冒险，就赚不了大钱，他孤注一掷，以其父补发的5，000元作基金，买进进口手表50余块及彩色电视机等，后来被查获。在审讯室里他说：“今天我才懂得贪得无厌的反面就是倾家荡产，我悔之莫及。”
总之，从以上几种青少年案犯的不同心理特点可以看出，由于犯罪动机不同，犯罪行为方式有很大差异，即使是出于同样的犯罪动机，也会出现不同的作案方式；同一作案方式，也可能反映出不同的犯罪动机。因而，我们刑事侦查工作者，只有针对这些差异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有的放矢地开展侦查工作，才能取胜，保卫四化建设，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同时，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研究，还应不断加强心理学基础理论的学习，以便把感性认识进一步理论化，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。各类青少年刑事案犯虽然可能器张于一时，得逞于一事，但天网恢恢，终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。这是必然的逻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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